一、正视疫郁综合症的形成与危害

1、个人伤害类犯罪为什么增多？

因为一直从事社会观察和法治媒体工作，所以我较早注意到，近年来民间个人伤害类犯罪行为的增加，其成因大概率与持续数年的防疫存在着必然的内在关联。

按照这个主观推理，然后从选定的最大增长变量——防疫进行分析，发现二者在周期、强度、规模等方面是高度重叠和成正比的。从期间各种渠道透露出来的零零种种可以判定，这一全民运动对助推这一现象的快速增长起到决定性作用。

主要原因是，为配合防疫工作，个人言行存续的自主性被消解，如人际交往减少，情绪无处舒解；经济活动减少，收入同步降低，进而生活品质断崖式下跌——前者是精神层面，后者属物质层面。由此引发的心理压抑和情绪紊乱，加之现实生存压力，很大比例的人群出现了严重的心理亚健康，甚至发展成精神类疾病。这是个人伤害类犯罪的心理基础。

次要原因，是多年来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法治环境，在细节落实上并非尽如人意。此前遗留的历史性难题，在此期间被激活，新旧叠加成为新的基础性问题。

可以说，历史问题是基础病，防疫是最大诱因和新发病，几者共同促成了个人伤害类犯罪的高发。

本文的重点，是诱发高犯罪率的主因：防疫及抑郁综合症！为切题，不妨改用“疫郁综合症”。

2、疫郁综合症的数据分析

因个人能力有限，无法通过数据来证明以上观点，但耳闻目睹，根据常识仍可下此定论。专家学者的专业学术文章是严肃而权威的，现在，有了这份专业机构的学术文章，终于可以借来证实了。

《经管世界》 2022-10-08文章：国民抑郁症蓝皮书（2022年）：5成抑郁患者为学生、女性患病率为男性2倍……

文中认为，新冠疫情后，全球精神障碍疾病负担更加沉重，重度抑郁症和焦虑症的病例分别增加了28%和26%，抑郁症患者激增5300万，增幅高达27.6%。疫情的压力，给抑郁症的诊断及治疗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2021年发表于《柳叶刀》上的研究提到，新冠大流行使得公共卫生安全因素变得突出，但其他和不平等相关的复杂社会因素并未消失，此前已有研究显示，疫情给妇女和年轻人带来的影响最严重。

上文盖指疫情之下的全球普遍情况，当然也包括中国在内。具体到中国的情况是高于或是低于全球平均标准，尚无人敢轻下定论，但以“防疫强度”这一硬性指准作为评价标准的话，当心中有数了。

不仅如此，此前，陆林院士也刊发了专题文章：防疫三年新增7千万抑郁症患者，9千万焦虑症患者——在此只借用陆院士题中数字，即可一叶知秋。

综合一下，将这种抑郁症合症称之为“疫郁综合症”，更符合当下实际情况。其症状就是，疫情已然浸润为一种社会心魔，实现了决策、执行、配合各层面、全过程、无死角和全覆盖，本质上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虽然充满了无名压抑，却仍在被动地无意识执行，这是典型的“巴普洛夫反应”。

二、疫郁综合症的全民创伤修复

1、全民疗伤的必要性

历时三年的高强度防疫，民众的心累了，需要、也试图努力摆脱心魔的束缚，但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全民性的心理抑郁，势必会在疫中不断释放情绪和压力，在疫情结束之后，更将出现一波持久而且强烈的报复性释放狂潮。其中常见的情绪反应就是戾气遍地，其极端反应，就是言行暴力增加。如果视而不见，听之任之，其外衍危害将层出不穷。由此引发的暴力犯罪，也在情理之中。

如果超越唐山烧烤店、北京联通营业厅、上海金山这些恶性个案的微观法律视角，从经历了疫情严厉管控之后更宏大的群体心理而言，进行一场由行政主导的全民精神疗伤，分期分批进行心理辅导，不但有此必要，而且势在必行。

在排除洗脑程式的前提下，精神疗伤的目的是让民众走出疫情心魔的阴影，重拾对生活的信心和希望；在精神治疗和心理辅导这些专业的工作面之外，最有效率的方案是通过法律手段，对现实发生的一些问题进行有序的重塑，诸如疫情中一些违法乱法现象、再具体到文中的恶性个案，能否给民众一个经得住现实实践和历史考验的说法？

法治即契约，是社会正常运行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是人们的信心所系。当民众对法律不再排斥，社会生活的秩序重建也就指日可待了。

2、疗伤需要释放善意和诚意

首先，决策诚意，是社会面最大的善意。比如一次封控后，当上海市明确不少大白行为是居委会所为，属于居民自治自愿行为后，没想到在不久的二次封控时却故伎重演——这就是最大的失信于民！放大到全国，此情此景之下，民众有权质疑和拒绝吗？就我身边的情况而言，只有顺从一个选项。

其次，最实惠的诚意，就是向民众发救济红包，一则疏解情绪，抚慰民心，二则解决实际困难。这是最好的公力救济，也是公共财政义务所指，对中下层民众尤其重要。

让无数只“看不见的手”根据自己的需要，从消费末端逆向刺激产品供应端，这比行政主导的“铁公鸡”投资拉动模式更符合经济学原理和市场逻辑。民生先行，就是信心先行，然后才可能带动全产业链。

再次，至于重复多年的减税降赋，精兵减政，休养生息；回归市场经济，发展民营经济，保障私有产权，重建法治社会，已无须多言。

自上而下的诚意和善意，是在专业心理辅导之外，最好的精神疗伤方案，同时也是一次难得的凝聚民心、体现共克时艰理念的历史机遇。

3、疗伤的历史性意义

在我国，轰轰烈烈的疫情大潮并未退去，新时代的伤痕已刻满民众心头。恢复经济没错，但不可视为工具一般一放了之——过了初一，还要过好十五，既然主导了一切，就必然重任在肩。疫情即使过去，一切也面临百废待兴的又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渡期。跨越这个心魔的时期有多长，取决于决策理性、诚意和民众对未来的信心。

如果民众重新拥有健康、积极的群体性格，不但会在极大程度上对冲接二连三发生的个体恶性案件的早期犯罪冲动，将预防犯罪管理前置，保证社会秩序不因疫情管控突然放松而进入失序状态，同时，也有利于在重新启动的经济活动中，使更多积极和优质的人力资源回归社会本位，也才能实现经济由负转正的目标。

二〇二二年十月九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