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和无罪的界限，生与死的代价，刚硬的法律条文，似乎总显得冰冷无情。然而，案件和法律背后，是一个个活生生、有人格、有尊严的人，他们有各自的性格、感情和际遇。在执法办案的过程中，除了坚持法律的正确统一适用，还需考虑具体案件中的人性境遇。如何把握执法尺度，考验着执法司法人员的智慧和能力。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政法机关最高的价值追求，同时也是最难实现的现实目标。触摸法律的温度，是一种司法良知，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5月9日下午，家里只剩下83岁的王宛兰（化名），和她的小儿子李建恩（化名）。

      王宛兰找出一个旧钙片瓶子，把里面的安眠药倒进小碗，加水调匀，和上蜂蜜，喂李建恩吃下。李建恩喊辣，王宛兰安慰他，吃了就不再痛了。看李建恩睡着，王宛兰拿出一条丝巾，勒住了他的脖子。

      很快李建恩停止了呼吸，王宛兰坐在床头哭起来。

      检察院在2个月后提起了公诉。这是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邱灵第二个亲自办理的案件，根据司法体制改革要求，院领导不但要亲自办案，还要重点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邱灵认为，这不是一起普通的故意杀人案，在公诉意见里，他坚持写下：结合犯罪动机、人身危险性，建议给王宛兰依法适用缓刑。

      1971年1月，小儿子李建恩出生，从生下来，王宛兰就知道，李建恩跟别的孩子不一样，李建恩不会说话，不会行走，经医院诊断，李建恩大脑发育不良，先天患有唐氏综合症。王宛兰不认命，带李建恩四处求医，大大小小的医院诊所看了个遍，仍是没有改善。

       既然治不好，那就让儿子平安长大。王宛兰白天去工厂上班，要请人帮忙照看儿子，李建恩大小便不能自理，请的人嫌累嫌脏，干了一段时间，就不愿意再干下去。为更好地照顾儿子，王宛兰决定提前退休，47岁那年，王宛兰回到家里，开始对李建恩全天候的照料。

       每天一早，王宛兰为李建恩煮好粥，然后给他穿衣洗脸，喂饭喂药。居委会每两周派一次义工到王宛兰家，工作人员记得，以前李建恩能勉强走动时，王宛兰常带他出门喝早茶，母子两人“一盅两件”，虽隔着轮椅，也其乐融融。这几年王宛兰身体不好，加上李建恩病情恶化，不能下床，这样的场景“已经很久没看到了”。

       亲戚们理解王宛兰这些年“不容易”，纷纷给法院写了求情信。“80多岁的老人，难免会有病患，本应该有人照顾，但事实上，她还要同家人一道拼尽自己的力气，同吃同住，照顾一个智障的残疾人，心力交瘁、呕心沥血，46年了！”王宛兰的姨甥在信里写道：“这是自卑、压抑、遭人歧视的46年，是家庭经济、体力、精神遭受创伤的46年，大半辈子都花在一个智障儿子身上捱下去，我想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母爱’。”

      5月的广州是多雨的季节，一个念头开始在王宛兰的心里纠缠。2017年，王宛兰以睡眠障碍为由，数次去社区医院开安眠药，拿到后攒在一个旧钙片瓶子里，一共攒了70片。然后找来一张纸，写下亲笔信，“我儿李建恩生于1971年……从此走上了一条痛苦的人生道路，46年来，受尽疾病的折磨和苦痛。作为母亲的我，心力交瘁，看他生不如死，我实在不忍心，只好用安眠药带他离开苦海人生。如果我这时不幸去世，这封信证明，一切都是我自己做的，与他人无关。”

杀害儿子之前，王宛兰写好了一封留言信，放在衣柜的抽屉里。

       9号下午2点，大儿子下楼吃饭，家里只剩下王宛兰和李建恩两人。王宛兰将约60粒安眠药给李建恩服下，等他睡着后，用旧棉垫捂住他的脸，李建恩用手挣扎，王宛兰对抗了一阵，没有了力气，就找来一条丝巾，勒住他的脖子，直至李建恩死亡。随后在李建坚陪同下，王宛兰前去派出所自首。

      不该发生的悲剧：轻判的争议从未停止

      事实上，这样的悲剧并不是第一次发生。2010年，广东东莞女白领韩群凤，用安眠药杀死了自己的双胞胎儿子，在倾尽所有照顾两名脑瘫儿子13年后，她选择和他们一起结束痛苦的人生。

      生命可贵，舐犊情深，关于这类案件是否应该轻判的争议，从来没有停止过。“即使是作为生身父母，也没有任何权利剥夺自己孩子的生命。”著名网评人士曾发文述说，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不是由他的人生价值来决定的，要让法律的归法律，人情的归人情。

       然而，与反对轻判的声音相比，赞同的声音占了大多数。“应当高举法律的利器，为无辜逝去的生命伸张正义，但不能漠视隐藏在命案背后的原因。我们不能忘记一位13年来饱含辛酸、强忍哀伤的母亲为一对脑瘫患儿所付出的心血，不能忘记那些挣扎在生死边缘为生存而苦苦抗争的人们。” 在韩群凤的案件中，甚至有上千名脑瘫儿母亲联名上书，请求法外容情。

      七年过去了，一些新的制度已经形成。2016年年底，广州市越秀检察院会同区法院、区公安分局、区司法局，在全省率先出台了认罪认罚操作规程。检方认为，王宛兰犯罪以后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按照相关规定，在量刑上可以从轻或减轻。

      邱灵思索的还有更多。“在这样的家庭悲剧里，我们应该深思的是，如果有足够完美的社会帮扶救助机制，让社会分担个体的苦难，也许悲剧不会发生。”写完量刑情节的意见，邱灵又补充了一段：居委会、民政局、社区服务中心、残联等保障残疾人权益的职能机构，应该创新社会管理职能，形成长期有效的帮扶机制，发现问题个案及时介入处理，减轻其家庭的负担，提高残疾人的生活质量。

法院判决现场。

      没有想到的结局：法不可恕，情有可原

      邱灵一再斟酌了起诉意见的角度。在他看来，公诉人当然要严惩犯罪，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王宛兰的作案手法都是残忍的。但王宛兰46年来不离不弃照顾着智残的儿子，在80岁高龄，体力精力严重衰退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自己照顾，亲力亲为，邱灵坚持认为，虽法不可恕，但情有可原。

      按照证人出庭作证的规范化程序，邱灵申请了三名证人出庭作证，这三名证人都与王宛兰的生活密切相关，能够证明她日常是否做到了认真细致照顾孩子，照顾的时间有多长，对孩子的感情到底怎么样。案情事实得到全面还原。

       “这起家庭悲剧中，王宛兰已最大程度地尽到了扶养儿子的义务，哪怕在作案时，都先给李建恩服用了安眠药，希望尽可能减少他的痛苦。”邱灵认为，不同于恶性暴力犯罪中的“因恨而杀”，这起“因爱而杀”的案件，无论从杀人动机还是人身危害性，在判定刑事责任大小时，都应与其他恶性暴力犯罪有所区别。

      10月26日下午，该案在越秀法院201法庭公开宣判，检方的公诉意见得到法院采纳。判决书显示：“被告人王某某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同时，判决书认定王某某有自首、犯罪时年满75周岁、认罪认罚、得到被害人家属谅解等从宽量刑情节，“虽触犯法律构成犯罪，但其悲可悯，其情可宥”，最终法院决定对王某某予以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这是一个让王宛兰没有想到的结果。从决定先“送走”儿子那一刻，她已做好最坏的打算，准备承受接下来任何的惩罚。当听到可以回社区去，83岁的老人再度泪撒当场。

      酌情从轻并无损法律的威严，法律越是贴近人性，人们就更愿意主动遵守，呵护共同的社会秩序和公序良俗。我们相信，这是一场深刻的普法教育，案件里的每个人，都感受到了法律的温度，与司法的公平和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