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内，藏有两株当年红军长征过草地时的野菜标本——黄花草。它们作为红军长征时期特殊的食物，见证了红军长征岁月的艰辛历程和伟大精神。

  1935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重申北进战略方针。会师后的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分别从卓克基、毛儿盖出发，穿越荒无人烟、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松潘草地。

  饥饿是红军将士面临的最大威胁。尽管在出发前，中共中央和各方面军指挥部已经认识到过草地所要面临的危险和粮食的重要性，要求尽最大努力筹集粮食，尽可能多地携带各种食物，尽量减少坐骑，腾出马匹、牦牛，宰杀后制成肉干肉末，以备食用。然而，红军所在藏区本就人口稀少，产粮不多。随着深入草地，部队很快就陷入断粮的困境。

  在食物极度匮乏的情况下，草地里的野菜、草根、树皮等成为红军战士充饥的食物。老红军李湘涛在《星火燎原——筹粮过草地》中写道：“来到毛儿盖，没有吃的，就到山上去采蘑菇、挖野菜充饥。”老红军文炳清回忆：“我们在草地上行军70多天，一路上都吃野菜。起初，每人每天还能吃4两肉松，或几两粮食，最末一个星期，肉松、干粮、盐巴都没有了，全靠吃野菜度日。”

 不过，不是所有野菜、野草都能食用，有的吃了轻则呕吐泻肚，重则毒发身亡。为防止误食中毒，朱德总司令亲自带领10余名炊事员、饲养员、警卫员和藏族同胞，实地采挖了60余种野菜标本，回到驻地后又请医生化验，编写了一本《吃野菜须知》的小册子下发到连队。连队还专门举办了一次野菜展览会，让战士们排队依次参观这些奇形怪状的野菜标本，学习辨别哪些野菜能吃，哪些不能吃。

  红军战士在遍尝野菜后苦中作乐，根据味道的不同，排出了位列前10名的野菜，像大黄叶子、籽籽菜这类据说是用来制作烟叶的植物，居然也名列其中。对于叫不出名字的野菜，红军战士有的根据野菜特征临时命名，有的则是看谁先采到或采得多，就以谁的名字命名，如“小李菜”“大赵菜”。

  就这样，无数红军战士依靠野菜充饥，凭借顽强的革命意志走出草地、走完长征之路。吃野菜、过草地，由此成为红军长征革命记忆中的重要内容。中国国家博物馆保存的这两株黄花草，是时任红四方面军第31军第93师第274团干事刘毅过草地时采集并保存下来的。这种野菜，因开黄花而被红军战士命名为黄花草。黄花草其实有毒，但经反复烧煮后毒性会减弱，大量食用后会出现胃胀、拉绿水、手脚发肿、浑身无力的现象。即便如此，有毒的黄花草也成为红军战士们用来充饥的食物。

  1936年7月1日，刘毅随部队第三次过草地到达四川西北若尔盖葛曲河畔。时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开完庆祝会后，刘毅和几名战友一起采集黄花草充饥，并特意留下几株放在随身携带的小盒内珍藏。

  1936年8月，刘毅随红四方面军成功走出草地。同年12月西安事变后，刘毅到陕西三原中学宣传抗日时，用这些黄花草讲述了红军长征中的故事，并让大家品尝，亲身感受红军长征中的艰苦生活。之后，他把最后留下的两株夹在日记本中制成标本，精心保存，并给它取名叫“长征草”。

（摘编自5月18日《中国国防报》 葛旭 杨新毅/文）